實際控制人海外居留權對公司價值的影響及其機理

 

第一節 研究背景

2012 年中國招商銀行發布的《2011 中國私人財富報告》表明，中國大陸居民個人境外資產增長非常迅速，與此同時中國高凈值人群全球化資產配置和移民的需求也在快速增長。在接受調研的高凈值人群之中，將近 60%的人已經完成投資移民或者已經有了相關考慮。這一現象在可投資資產為 1 億人民幣以上的民營企業家中也非常的明顯，大約有 27%已經完成移民，其中 47%的人正在考慮移民。2012 年由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聯合發布的《中國國籍移民報告（2012）》表明中國正在經歷繼 80 年代出國留學潮和 90 年代的技術移民潮之后的第三次資本移民熱潮，而這次移民潮的主導成員為改革開放中先富起來的一批。繼此之后，2013 年招商銀行發布的《2013 中國私人財富報告》中調查發現，高凈值人士移民或者考慮移民的情況與 2011 年情況類似，其中超高凈值人群之中的比例為 70%。數據進一步顯示，其中 10%的受訪者明確表示不會移民，但會為子女辦理移民手續。 從相關報告中可以看出，第三次移民潮的參與者主要集中在中國富裕階層，這部分人群聚集了海量財富，其社會背景大多是民營企業家或者上市民營企業家、企業高管、企業大股東等。在 2012 年的中國工商聯公布的數據中顯示登記在冊的民營企業數量為 1059 萬家，民營企業經濟的 GDP 貢獻率為 60%。中國民營經濟在中國改革開發的過程中為中國經濟做出了杰出的貢獻，繳納遠超國外民營企業的稅收。民營企業對中國經濟非常重要，大量的人才和財富流失會對整個國家經濟產生巨大影響。正如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曾說：20 年后的中國可能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因為這個國家的富裕階層都想移民并轉移他們的資產。 隨著移民浪潮的越演越烈，國內相關學者總結了民營企業家移民的普遍原因：第一，基于國內經濟趨勢的考慮，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中國經濟正在放緩，每年 10%的  GDP 增長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對于企業家尤其是民營企業家來說在中國越來越難“生存”。第二，基于社會環境的考慮，雖然官方不承認中國的基尼系數突破警戒線，但是社會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事實無可爭辯，普通大眾的仇富心里非常嚴重。甚至于民營企業家在國內的體制下不得不考慮政府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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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意義

1983 年 Fama 和 Jensen 的《所有權和控制權的分離》一文開啟了所有權和控制權分離的股權分散結構下的公司治理研究。迄今為止只有 30 年左右的歷史，但是公司治理或者說公司金融從誕生之日起一直是學術界研究的熱點課題。期間，諸多學者不斷加深股權分散下的委托代理理論研究，涌現出一大批優秀學術著作和研究。隨后，1999 年  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Vishny 四位學者的研究指出股權集中才是世界范圍內的普遍現象。由此，公司治理的研究重點從管理層與股東之間的第一類代理問題到董事會、外部董事研究，最后轉變為第二類代理問題（大股東與小股東的利益沖突）。2003 年 Denis 和 McConnell將公司治理分為公司內部治理和外部治理兩部分，至此公司治理研究脈絡變得越來越清晰。公司內部治理結構主要著重于研究公司所有者、管理者之間相互制衡的制度如何達到公司價值最大化。學術上的研究基本通過股權結構（股權集中度、制衡度、流通股比例）、股權性質（國有持股、民營持股、機構持股等）、公司管理層、公司董事監事會等角度對公司內部治理及其影響進行分析。公司外部治理結構主要通過市場環境、制度環境、社會環境等角度研究外部治理環境，以及如何在外部環境基礎上實現公司價值最大化。在股權集中情況下，國內外的公司內部治理研究主要集中于：大股東與公司治理的關系和董事會與公司治理的關系。相對來說，董事會與公司治理的研究內容更加豐富和深入，部分研究已經著眼于董事會成員個人特征，而在大股東與公司治理的研究中大部分文獻關注大股東的“掏空”或者對管理層的約束。本文研究上市公司實際控制人海外居留權與上市公司價值的關系以及影響機理，實際上，實際控制人本身屬于大股東研究范疇，大部分實際控制人也是上市公司董事會成員。而本文的研究一方面借鑒了董事會研究豐富和深入的思路，另一方面對實際控制人海外居留權的研究豐富了大股東與公司治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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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綜述

 

第一節 國內外董事會研究文獻綜述

自基于公司股權分散結構下的委托代理理論提出之后，對代理理論的研究不斷深入。在契約不完全的情況下，為了解決管理層和股東之間的代理問題，早期文獻認為可以從激勵和監督兩個角度著手。董事會作為監督管理層的重要機制而被引入公司治理當中。除了監督管理層之外，董事會還被賦予了制定公司發展戰略、日常經營管理等職責。合理的董事會治理結構承當解決代理成本問題、制約管理層不當管理、確保股東利益不受侵害等功能?，F代公司治理下，為了在日益復雜的競爭環境中獲得更強的競爭力，更多的公司開始不斷完善董事會治理機制并把合理的董事會治理機制視為公司業績提升的保證。在學術研究中國內外學者對董事會治理的探索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Lipton 和 Lorsch（1992）認為過大或過小的董事會規模對公司發展都不利，適當的董事會規模對公司發展更有益，原因在于董事會規模提高雖然可以加強監督能力，但伴隨著董事會規模擴大帶來的成本也會上升。然而在實證研究上，很多學者并未發現支持上述結論的證據。Yermack(1996)選取當年福布斯公布的 500家企業中的 452 家企業作為樣本并收集 1984 年至 1991 年的財務數據，用托賓 Q作為公司價值的代表變量，結果表明，董事會規模與公司價值存在負相關關系，且這種現象隨著董事會規模的擴大呈邊際遞減趨勢。隨后 Eisenherg 等（1998）對 Yermack 的研究做了一個補充，選取芬蘭中小公司作為樣本公司，研究結果與Yermack 基本一致。在國內的實證研究中，孫永祥等（2000）對 1998 年的 518家上市公司的財務數據進行分析得出類似結論，孫永祥認為董事會規模更小則有利于提高董事會效率。于東智（2003）以 1997-2000 年間，兩市 1088 家公司作為樣本公司，研究發現，大部分上市公司的董事會規模為 9 人，且董事會規模與公司績效（ROE）呈現倒 U 型關系。但是對以上研究仍有很多不同的觀點,  如Core、Helthausen 和 Larcker(1999)認為公司規模和公司的績效并沒有顯著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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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內外實際控制人文獻綜述

早先的公司治理研究多基于股權分散的公司股權結構，研究視野主要在于股權分散下的股東與管理層的代理問題，以及引入董事會機制之后的董事會與管理層的沖突。但是，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Vishny 等四位學者（1999）的研究提出股權集中仍然是世界范圍內公司股權的主要特征這一論點之后，很多學者對全世界范圍內的股權結構進行探索研究。Holderness（2003）對美國上市公司進行了詳細的研究之后，也發現了美國 96%的上市公司存在大股東，由此Holderness 認為美國上市公司仍然存在股權集中問題。Lins(2003)收集 1995 年 18個新興市場國家 1433 家公司的數據，研究發現股權集中不僅僅在歐美國家存在，在新興市場下這種現象更加普遍。在對歐洲的企業研究中，Laeven 等（2008）發現 34%的公司存在股權集中。由此，上述研究證實股權集中在世界范圍內的普遍性。在股權集中下，大股東（或稱內部股東）與小股東（或稱外部股東）之間也存在委托代理關系，控股股東有動力降低股東與管理層的代理成本，但控股股東也有能力對小股東利益進行侵害。至此，股權集中下的大、小股東代理問題（又叫第二類代理問題）的研究越來越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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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實際控制人海外居留權與企業價值關系的理論假設 ..... 19 

第一節 上市公司實際控制人海外居留權與企業價值關系的理論分析及假設 ....... 19 

第二節 實際控制人海外居留權影響企業價值機理的理論分析及假設 .... 20  

一、股權集中的調節作用 ....... 20   

二、實際控制人海外居留權與資產結構的關系 ..... 22 

第四章 研究設計及實證研究結果 ........... 25 

第一節 研究設計 ........ 25   

一、樣本選擇 ......... 25  

二、變量定義 ......... 26 

三、模型設定 ......... 31 

第二節 實證研究結果 .... 32   

一、樣本描述性統計及相關性分析 ....... 32   

二、回歸分析結果 ..... 35 

第五章 結論及建議 ....... 42 

第一節 結論 .... 42 

第二節 研究局限性 ...... 43   

一、理論研究 ......... 44   

二、數據選擇 ......... 44 

第三節 政策建議 ........ 45 

 

第四章 研究設計及實證研究結果

 

第一節 研究設計

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研究上市民營企業家擁有海外居留權對公司價值的影響及其影響機理。論文選取的研究樣本為 2010 年、2011 年、2012 年、2013 年的民營上市公司。 在樣本初期，文章收集了 2010-2013 年 4 年的上市公司的數據和信息，并明確文章研究對象主要針對民營企業實際控制人在國內創業并且企業在國內上市之后擁有海外居留權這一情況對公司價值的影響?；诖?，①在基礎數據庫中首先篩選刪除非民營企業，在非民營企業之中，可以預見的是大部分為國有企業，其中不乏中央企業，國資委和地方國資委控制的企業以及中央部門地方部門控制的企業。②在第一步驟的基礎上進一步篩選，刪除的重點為中國部分大學控股的企業以及實際控制人為集團公司的上市企業，集團公司為實際控制人的上市企業無法得知其真正的實際控制人信息，同時將實際控制人不存在的企業也刪除。③在第二步的基礎上，篩選刪除國外華僑以及國外集團公司、國外友人在中國大陸上市的企業，這部分人群的動機與文章要研究的民營企業家移民群體的動機有所區別，這部分人群大多看好國內投資環境然后在國內投資創業并上市，其中尤以來自港澳臺地區的實際控制人為多。④在剩下的擁有海外居留權的上市公司樣本中主要為國內創業并且企業在國內上市的企業，為了區分動機進一步篩選刪除是否在國外留過學，并且將在國外留學的實際控制人樣本刪除。⑤對個別樣本進行判斷并篩選刪除或者保留。在前面四步的篩選工作之后具體的研究樣本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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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對于公司治理的研究，我們把公司治理分為內部治理和外部治理，內部治理著重于公司股權結構、資本結構、管理層等問題的研究，外部治理著重于制度、經濟、法律環境等因素。在實際的研究中，內部治理一直是研究的重點，并且對于這方面的研究無論國內外都已經泛濫。最早的公司治理研究從公司所有權和控制權的分離開始，著眼于公司股東與管理的研究，其間很多優秀的理論和研究展露頭角。其中，比較著名并且普遍認同的一個理論就是代理理論，代理理論的重點在于代理成本的產生和管理。很多研究者，按照代理理論的思路和方法研究公司股東和管理層，公司董事會和公司股東等代理問題。之后，很多研究表明在國際范圍內股權分散導致的代理問題只是代理理論的一部分，大部分國家的上市公司股權普遍集中，尤其是在英美國家之外的國家。由此，股權集中下的公司治理開始關注大股東與小股東的代理問題，也就是第二類代理問題，開始進入研究人員的視野。第二類代理問題的研究重點在于大股東對于公司治理的利弊問題。而本文的理論背景正是基于此，文章研究的上市公司實際控制人正是大股東與小股東代理問題中的大股東。而海外居留權問題，也就是移民問題一直是社會群眾非常關注的一個問題。在實際控制人移民的原因分析中，本文發現上市民營公司實際控制人擁有海外居留權的根本原因源于國內產權保護機制的不完善?；诖?，本文將第二類代理問題與移民問題相結合進行研究。選取了 2010-2013 年 4 年的上市民營企業的財務數據以及實際控制人海外居留權信息。著重研究上市民營企業實際控制人擁有海外居留權對上市公司價值的影響和機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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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略)